“中国震撼”里的文化自信
——读“十九大”报告有感
蔡明宏
在中国这个国度，“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一直是一种严肃不可亵渎的理念。当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愈发展示出她的风华，这一理念是如此鲜活，它并不仅供庙堂膜拜，它就是我们的生活，从我们每天拥有的第一口早餐开始，到我们的所有衣食住行，我们与这个世界上其他国度的居民之所以拥有迥然而异的生活，是因为我们正走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这条道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低调、沉稳，悄无声息，可是时至今日，当“中国震撼”、“中国崛起”等字眼愈发为世界瞩目，当身边的每一个中国国民都骄傲而自信地关注“十九大”，我才突然发现，中国历经几代领导人矢志不移地创造着、恪守着的中国模式、中国特色在波谲云诡的世界里是多么的不易，又是多么的了不起。
曾经阅读过张维为的《中国震撼》。在旧有的观念里，这种自我标榜的题目似乎太显眼、太触目、太容易引起对抗。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姿态这么多年给我的印象都是较为低眉垂目、内敛低调。为了卯足了劲做好国内的经济建设，我们韬光养晦，面对各种质疑甚至欺辱都仿佛入定般充耳不闻、不辩不争。我的教学对象有一半以上是海外留学生，可以说我一直站在对外语言文化传播的前线上。在我们的教学体验中，敏感的话题不提、张扬的姿态不显，似乎是一种默认的规则。我个人也认为中国的好海外留学生可以自己去感知，过度的炫耀和标榜一来不符合我们谦逊的文化传统，二来也担忧遭遇反感。但是，这种审慎与不言不说真的就是最妥帖的方式吗？当中国当之无愧地成为世界上整体进步最快、人民生活改善最多的国家，当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到来指日可待，当我们自身愈发关注到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性，当我们开始尝试着去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那么，正如十九大的报告中所言，建立一种与大国意识、大国智慧、大国战略相匹配的文化自信已经刻不容缓、呼之欲来。唯有每一个国民都夯实了文化自信的根基，培育起一种结合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的自信自尊的国民心态，才可能构筑起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才能真正阐释好中国特色、展示好中国形象。
因而，不言不说的时代正在慢慢终结，不畏以“文化自信”的姿态进行中国式表述的时代已经开启。曙光微露，我辈何为？这成了我深入研读“十九大”报告思考的起点。
我们经常说中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13亿是一种怎样的概念？那意味着我们是一个人口总数比美国、日本、俄罗斯、欧盟之总和还要多的国家。犹如张维为所言：我们的1个上海等于2个希腊、3个瑞土；1个浙江省等于5个希腊；一个江苏省等于7个希腊、10个比利时。人口基数的庞大、疆域面积的广博对于中国的变革而言是双刃剑，可是迄今“走遍中华人民共和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也找不到一个十年内就业增长、百姓收入增长、股市增长均为零的地方。”中国经济和综合实力的快速增长毫无疑问不是得益于西方模式，而是得益于我们坚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邓小平很早就给中国定下基调：不照搬西方，不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放弃自己的优势。这“三不”准则的提出虽温和而坚定，它使中国的发展在弹性活力中又饱含着铿锵的力度，这份力度就是我们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而溯其本源，我们新一代领导人习近平一语中的：无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或是制度自信，最根本是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对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实践也会慢慢内化为文化的基因。
关于“文化自信”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它的存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中国要在全球领域获得呼应与尊重，不仅需要经济崛起的姿态，更需要的是中国的文化价值观、文化立场的准确定位和精准转播。而后者似乎日益发挥出比前者更重要的作用。我认为对“文化自信”的现代性召唤表露出两个层面的问题：
首先，“文化自信”的建立起始于“文化自觉”的唤醒，形成于对“中国智慧”的确认，应杜绝大国小民心态。
2017年1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习近平夫妇邀请其参观了故宫博物院。故宫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和典范象征。习近平主席向特朗普提及了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特朗普随口说道：“埃及有八千多年的历史。”习近平非常快速地反应：“但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文明没有中断的国度。”这一个小小插曲非常真实也非常生动地诠释了中国“文化自信”锋芒与气场。作为一个正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新兴大国，我们正以开放的心态向世界展现自己的文化风采，这份风采的基石是我们对自身文明的珍视和敬意，是文化自觉意识的苏醒。
习近平主席曾概括出了可以古为今用的15种优秀古代思想：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天下为公、大同世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为政以德、政者正也；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仁者爱人、以德立人；以诚待人、讲信修睦；清廉从政、勤勉奉公；俭约自守、力戒奢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毫无疑问，五千年悠久的文化传统孕育出了独立完整、甚至臻于完美的思想体系，凭借着这种智慧，我们在改革的道路上有着牢不可摧的主心骨，西风东渐也只能丰富，却无法替换。我们的历届领导人立场坚定、目光深远，深谙“取法乎上，得乎其中”的中国古训，知道对于西方模式的亦步亦趋和他国社会主义的僵化模仿都非自我发展的坦途。而这种智慧也让我们的战略格局规避了短视，注重整体谋略，分得出轻重缓急，形成了“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后政治”的先易后难的清晰格局，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于自我的确立还是谨小慎微的，从近代开始的唯西方马首是瞻的惯性思维让不少人将中国的落后挨打归罪于传统文化，至今仍对传统文化的负面因子耿耿为怀，在世界文化的平台上都羞于端出自己的母国文化，以“小民”的卑微愧敛之心揣度自己、仰望他人。这样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导致国人成为没有母体文化的“弃儿”。萨缪尔·亨廷顿（Huntington·Samuel·P）曾警示人们：这种不愿意认同自己原有文明属性，又无法被它想加入的另一文明所接受的自取其辱状态，必然会在全民族形成一种文明上、精神上无所归宿的极端沮丧感。
因而，如果对自我的文化传统、文化价值、文化定位直不起脊梁，树不起信心，这种习惯性的“低调”只会塑造成一种习惯性的佝偻的灵魂。大国应有大国的风范，大国国民也应具备相匹配的素养和心态，我们要如习近平所说的：“要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精气神”来。须知，“你认为自己是什么”与“对方认为你是什么”息息相关，孱弱的身姿不可能博取等价的尊重，“大国小民”的姿态只会成为滋长“弱国贱民”的温床，甚至助长国际社会某些恶意势力抹黑的力度，这是不能不引起我们警惕的。
其次，“文化自信”牵连着民族文化身份的确立，是对现代社会文化内涵的空洞化和危机性的一种警醒。
张维为提出中国沿海发达地区及部分内地城市作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领头羊，已达到“准发达国家”的水平。其指标包括人均预期寿命、商业繁华和便利程度、人均教育水平等等，但之所以还仅能冠之以“准”，便是在一些方面仍然未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准，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项便是公民文化素养。他指出：“当代中国人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理解，大多局限于中国结、功夫、舌尖等符号化的平面维度上，在信仰的高度上，在求善求美的高度上，却少有耐得住寂寞的关注与追求。”
中华文化的内涵广博而深厚，不仅有器物性文化，也有精神性文化。器物性文化形象易感知，如服饰、美食、艺术品等，甚至往往以文化消费品的方式进行推广，它的普及性高。但是也恰因为这种文化产品营销的成功性，让我们更容易忽略中华文化中不是用实物承载的精神领域的文化。
举个例子，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人格修养有非常完整、系统的阐释与传承。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他不一定需要有高深的文化知识，但在他的生活氛围和精神传统里，他明白一个中国人做人做事的道理：对于家庭管理，他知道勤俭持家；对于孩子教育，他知道好学不倦；对于邻居乡里，他知道与人为善；对于亲戚朋友，他知道同舟共济；对于自我要求，他知道自食其力、自强不息。这些文化血脉是沉潜在中国国民的肌体内的，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他们也许并没有非常清晰的理性觉知，更不曾认为这是自己的信仰。
但这些恰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和核心，是中华文化的信仰图腾，是需要花费比器物性文化更大的力气去关注和强化的，正如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精神文化牵连着民族文化身份的确立，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屹立不倒的支架。
不过，在现今社会，我们也目睹人际关系冷漠、社会诚信缺失、假冒伪劣横行，诸多社会弊端在现代媒体的快速传播下刺激着国人的神经，我们哀叹着中国社会文明的下滑，甚至有人预测着中华文明的坍塌。此时此刻，“文化自信”的提出正是对现代社会文化空洞化和危机性的一记警钟。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人民占主导的需求已经从满足物质生活需求为主，向主要满足精神需求为主转型。因而，如何以中央建立“文化自信”的倡导为契机，修复、整合、充实我们的现代社会文明内涵，让民众除了对器物性文化具有形象感知之外，还能够清晰体认中华精神文化，甚至建立起对精神文化的信仰需求，这是迫在眉睫的要务。
总体而言，文化自信的前提是“文化觉醒”，它的终点是民族文化身份的确立，它是中国即使面对现代性改革进展中出现的种种文明弊端也不消极、不退避的一种强大信心和意念。“文化自信”也是即使面对异质文化的冲击仍然能够保持的那份清醒和坚定。“文化自信”的建立归根到底就是“迈开两条腿”：一是实现对自我传统文化的梳理和认知，二是实现对中国社会现代文明的修缮和提升。
这两者的实现虽有难度，但也并非高不可及。以市场消费品为例，我们已经越来越深知仅仅具有消费性的产品将因缺乏永续性而处于低阶段位，如今人们购买的不再是产品，也不仅是服务，更有产品蕴涵的文化审美和带来的文化愉悦，这个比重随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不断增量，反过来也在促进着消费产品文化容量的扩大和进阶。此外，大型品牌塑造的核心也不再是单纯的依靠生产规模的宏博强盛来独擎，品牌力量更多的是指能让消费者安心的精神信赖，它更倾向于一种信仰，一种能够凝聚、吸纳消费者的文化精神，并赋予消费者美好生活保障的信仰力量。这便是市场经济和精神能量进行对接的绝好彰显。而对于劳动者个体而言，“工匠精神”也不仅仅是部分制造者的自我鞭策，而是每一个社会大众对自己工作的理念设定和尊严定位，它以“工匠”为名，却以文化精神为核，当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对自己所处工作岗位的尊严守护，这种价值和自豪产生出的幸福感知，将更加让人们明白文化足以摆脱蒙昧和屈辱，文化自信的培育亦由此悄然萌芽。
在信息多元化的今天，人们摄取资讯的渠道宽泛充沛，但也泛滥成灾，各种纷至沓来的各种理念、现象令人目不暇接，进而散乱迷茫。虽然统一于某一制式思想旗帜下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人类依然不能没有信仰，这种信仰不是对某一神灵的崇拜，而是指对精神文化的依靠和诉求。显然，这个时代课题的核心是新时期的文化建设问题和信仰重建问题，而这两个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精神产品的多寡，而在于重新唤醒民众心中沉睡的文化觉知，改变对物质需求的无止境贪欲，更多地关注文化素养的提升和幸福感的培育，进而在整个社会群体中形成一种稳固而坚定的文化共识。这种文化共识，对内，足以抵御国内社会阶层各种不均衡、不平衡需求所造成矛盾的各种拉锯和侵蚀；对外，它真正体现了中国智慧和中国风范，是人类文明的代言，并足以让全球关注和倾慕。这便是我们的文化战略资源，它终将推动我们实现真正的民族复兴！
